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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上会盟 宋襄公图霸走麦城

来源:阜南县纪检监察网站     作者:宣传部     发布时间:2021-12-30 09:41 分享

    春秋时期,在今阜南县公桥乡阮城村发生了一件大事。这件大事史称鹿上会盟,最终导致了宋国的衰亡。
     公元前643年,称霸一世的齐桓公死去。在齐桓公十几个儿子中,比较有势力的公子无亏、公子元、公子昭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等争夺君位。其中,公子昭是齐桓公在世时和管仲在葵丘之会上托付给宋襄公的。于是,宋襄公率宋、卫、曹、邾之师平定齐乱,送公子昭回国继位,立为齐孝公。
     宋襄公定了齐国君位之后,自以为有不世奇功,便想号召诸侯,接替齐桓公霸业。史载:公元前641年三月,宋襄公约滕、曹、邾、鄫会盟,滕国君迟到,就把滕国君囚禁起来。夏六月,宋、曹、邾在曹国南部会盟。曾国君未到会,宋襄公命邾文公杀曾子作为牺牲,在泚睢(地名)之社举行祭祀,摆出霸主架式,欲以此威胁东夷附宋。此后,又以曹国傲慢无理为由,派兵攻曹。宋襄公的凶暴,引起诸侯不满,郑文公首先朝楚。陈国也倡议诸侯附楚。当年冬,楚、郑、陈、蔡、鲁、齐六国在齐地会盟,决意与宋国抗衡。
     宋襄公一心想当霸主,无奈诸侯不服,设想若取得楚国的支持,将获得淮河流域跟着楚国的沈、蔡、璜、息、蒋、寥、胡(现阜阳)等国诸侯的拥护。公元前639年,宋襄公拉数千里之外的齐国、楚国来宋地鹿上会盟。楚国位于长江中游,地大物博,国力强盛。楚君原为子爵,早在周桓王时,楚君就要求提级,桓王不准,楚君干脆自己称王。楚成王正想争霸中原,便答应与宋、齐在鹿上会盟。
     宋襄公为什么把会盟地点选定在鹿上,鹿上究属何地呢?经考证,鹿上今属阜南县城西谷河南岸的公桥乡阮城村。此地在东周时建鹿上城,先属宋。《左传》云:“僖公二十一年春(公元前639年),有宋人、楚人、齐人盟于鹿上。”西晋地理历史学家杜预注“鹿上宋地,汝阴有原鹿县(原鹿县为鹿上旧址)。”《水经注》载:“淮水东过原鹿县南,汝水(今洪河)从西来注,淮水又东,谷水来注,城在谷水之南。即春秋鹿上。”
     鹿上位于淮、汝(洪)谷三水交汇处的咽喉要地,西部沈、陈、蔡等国发兵从上游可倾刻而至,淮河南岸的邻国璜、息、蒋、寥等国也不断来犯,可朝发夕至。可见,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鹿上城由于水利资源丰富,古代原始森林茂密,山川水草肥美,利于养兵。早在上古时候,就有大群先民在此逐水草而居,繁衍生息,到公元前一千年,这里已人口稠密,从商丘、汝阴(阜阳)到南方各国的官道也经过该城,鹿上的地理位置重要,属兵家必争之地。襄公为了借用强大的齐国、楚国的声威震慑南北几十个邻邦小国,竟狐假虎威,把会盟地点选在鹿上。
     僖公二十一年春 (公元前639年春),宋襄公先到鹿上城西山上筑就盟坛,月余,齐孝公、楚成王来会。登坛盟誓时,宋襄公安排以爵为序,他先执牛耳,俨然以盟主自居;齐本为侯爵,位列第二;楚虽冒称王号,实为子爵,位列第三。楚成王虽勉强歃血,但心中不满。签署盟牍时,宋襄公因有求于楚,先将盟牍交楚成王签署,又引起齐孝公不满。会上约定,召更多诸侯秋季在盂地(今河南睢县)结盟,并效法齐恒公作“衣裳之会)(指不披铠甲不带兵车,以礼交好之会)。楚成王满口答应,但心中却另有打算。
     鹿上之会后,宋襄公以为已与楚国结好,盂地之会宋便可借楚国之力以聚诸侯,他的霸业指日可待。殊不知,鹿上之会正是他图霸失败的起点。宋襄公的庶兄公子目夷曾劝他说:小国争霸会招来灾祸,他不听。在去盂地前,公子目夷说楚“强而无义”,劝宋襄公带上军队,以防有变,他又不听。结果当年秋,在有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曹等国参与的盂地之会上,宋襄公被楚囚禁起来。由于公子目夷乘乱逃回,团结宋人坚决抗楚,楚军攻不下宋都商丘,加之鲁国出面调停,楚成王觉得留一个废物无用,便放了宋襄公。
     宋襄公回国后不思检讨,一心寻机报复。史载:“他不攻强楚,却联合卫、许、滕几个小国,进攻势力较弱的楚国的好伙伴郑国。”楚起兵救郑,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劝阻,决心与楚开战,周襄王三十四年(公元前638年)十一月一日,宋、楚两军在泓水(今河南柘城北,睢县西北)相遇。公孙固劝阻说:“我们没有楚军兵力强大,怎么能跟他们开战呢?”宋襄公说:“怕他什么?楚国兵力有余,仁义不足;我们兵力不足,仁义有余。仁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!”为了用摸不着、看不见的“仁义”去打败兵多将广战斗力极强的楚军,宋襄公树起一面上书“仁义”二字的大旗。但楚军不但没有被“仁义”吓跑,却强渡泓水,向宋军扑来。担任司马的公子目夷劝宋襄公趁楚军半渡而击,他不听。楚军过河后乱哄哄地忙着布阵,公子目夷劝他趁楚军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击,他又不听。等楚军排好阵势,宋襄公才下令擂起战鼓出击。结果宋军大败,史载:“宋襄公伤股。”不到一年便伤重而死。
     宋襄公争霸为什么失败,这要从政治、军事等方面分析。
   春秋时期,天子失权,王纲解纽,各地诸侯互相兼并,争霸一方,形成了取代王权的霸主政治。霸主,本是由夏商周的方伯演变来的。《白虎通?号篇》说:“霸者,伯也,行方伯之职。”因此,霸主政治又称伯政治。
     但春秋时期的方伯与西周的方伯大不相同。西周时期的政治特点是周王位高权大,凌驾于诸侯国之上,诸侯只是周朝中央政权下的地方政权。西周时期,周天子为了统治分封的诸侯小国,任命某一诸侯国为一方的方伯,代表周王统治这一方的诸侯小国,所以,方伯实际是受天子任命的“诸侯长”。但自平王东迁洛邑之后,王室经济、军事实力大减,随着一些诸侯国实力的提升,周天子已不能左右政局。《史记?周本纪》说:“平王之时,周室衰微,诸侯强并弱,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,政由方伯。”实力强大的诸侯,既然能够操纵政治,便不须周王任命,而用武力迫使弱国承认他的领导地位,自任“伯长”。王室衰微,宗法制度崩坏,为诸侯僭越礼制,称王称霸提供了机会,于是王权陵替,霸主代兴。鹿上会盟,就是春秋中期霸主政治的产物。
     当一代霸主齐恒公死后,宋襄公便积极行动,欲争霸主地位,但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不清。当时王室虽然衰微,但周天子在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,按照礼制,诸侯新君继位,必须到王都朝见天子,天子颁发册命授与爵位,称为“受命”。当时新君尽管不到王都受命,也都派一使者去“请命”,周王授与册命,叫作天子“赐命”。作为方伯,更应取得周王的承认(即使是形式上的),才合乎法理。所以,齐桓公称霸时,就奉行“尊王攘夷”政策(实际为了“尊”他自己),在各种盟会上打着“尊王”的旗帜,用作号令诸侯。因而,周惠王十年(公无前667年)赐齐桓公为方伯,次年齐桓公奉王命伐卫。因为是代天子吊民伐罪,镇抚一方,就显得师出有名,号正堂皇。
     再说,要做霸主,即使不要周王任命,也要得到诸侯的信服和拥护。宋襄公在周王和诸侯上下都未认可的情况下,首先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,只是自我感觉位高爵显,贸然会合诸侯,只能以失败告终。
   从军事形势上讲,宋在中原地区本来也较为强大。西周晚期“厉王革典”以后,在军事编制中,最大的建制单位是“军”,每军12500人,兵车500乘。周王与诸侯国军事编制有严格规定,《周礼?夏官?司马》说:“王六军,诸侯大国三军,次国二军,小国一军。”宋在西周,是“王者后(殷后裔),于周为客”,有建三军的权力。但到春秋时期,由于诸侯间激烈兼并与争霸,则不论国家大小,爵位高低,都建立“三军”,有些大国竟建四军、五军、甚至与周王相同的六军。楚是诸侯中第一个僭号称王的,也是国土最大的国家,不断扩军以应对日益频繁的战争。早在鹿上会盟之前,楚已灭掉申、息、濮、黄、邓诸国,楚在三军之外,陆续在被它消灭国家的领土上建立新军,军事实力远超过宋国。
     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产物。从泓水之战过程可知,宋襄公的战术思想落后于时代。他不听取公子目夷的合理建议趁楚军半渡而击,吃败仗后,却搬出一套理论来教训部下:“君子不重伤,不擒二毛。古之为军也,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,不鼓不成列。”就是说不打击已受伤的敌人,不擒俘头发已花白的敌人,不扼守险隘去攻击敌人,不攻击还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。这可能是古代原始社会村社之间械斗的规则,但时代不同,战争性质不同,宋襄公仍固守古老的法则不变,不知兵要,不懂诈术,志大才疏。因此,公子目夷说他:“君未知战”,就是不懂战争。
     另外,从外交上看,宋国没有团结华夏诸中小国家以壮大自己力量,与齐国的关系并不稳固,更没有联合秦、晋等大国,而去求助有扩张野心、被华夏诸侯视为蛮夷的楚国。妄图取得楚国带领其附庸陈、蔡、郑等诸国的支持,这无异是与虎谋皮。加之国土小,人口少,所以宋襄公图霸是注定要失败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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